作者：王坤
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站在十年的门槛上。
十年，是一个足够的时间长度，它能使青春变得苍老，使新锐褪去锋芒。
10年前，应试教育和僵化语文教学最激烈的反叛者——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轰轰烈烈地诞生。它强调“新思维、新表达、真体验”，参赛作品除了字数的限定外，无任何限制，以最解放、最无畏的姿态向当下的语文教学宣战。
理想主义，意气风发，激动人心……用这些很撞击心灵的词汇，来形容“新概念”当年给人带来的震撼似乎并不为过，许多作家也跟着激动，以为看到了文学的未来和春天。
有时剥开外在行为本身寻找藏匿的动机，会让人有隐隐的不快，但是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的主办者——《萌芽》杂志社从来不讳言他们当年“穷则思变”的处境。一本面向青少年的纯文学杂志在上世纪90年代跌至低谷，无人问津的窘境使他们必须采取非常规的举动。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的推出，就是这样一招险棋，这与其说是为了拯救文学，拯救青少年，不如说更是为了拯救他们自己。
这样的论断也许刻薄和不厚道，但是出发时动机的多重性，会在时光的发酵中演变成怎样的一幅场景啊——
“新概念”火了，而且火得一塌糊涂。国人，特别是青少年骨子里的叛逆和标新立异，在“新概念”的撩拨下，有了充分释放的空间——师生情，同性恋，懵懵懂懂的青春期等等喷薄而出。
《萌芽》的发行量激增，2007年达到了40多万份的总量。除了实际的发行量和可观的经济收益外，《萌芽》更是操纵了这个层面意识形态的话语权——它成为了僵化语文教学最有力的批判者和青春文学最直接的代言人，而“新概念”和高校的联姻特招，更使它成为了“十年寒窗”应试教育之外，青少年走向成功和荣耀的一条捷径。
“新概念”当年被誉为中国的“语文奥林匹克”，因为大赛的优胜者，可以躲过残酷的高考竞争，一步跃入龙门。
而韩寒、郭敬明、张悦然等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的优胜者，在出版和商业的催生下，更是摇身一变成为了“80后”文学的掌门人，名利双手，风光无限。
“出名要趁早”，半个多世纪之前张爱玲的慨叹成为了当今青少年信奉的至理名言。
可是他们究竟有什么错呢？我们都从那个阶段走过——反叛，躁动，不安，追逐新鲜或刺激，渴求荣耀和骄傲……少年的青涩会在一个不苛求、也不蛊惑的空间中自然地成长，而整个社会的国民性格也会因此保持一种稳定的优雅和从容。
但是商业社会，特别是在不太健康的商业环境中，这一切只是奢望。
唯利是图的商业触角会敏感地探进青少年纤细的血管，并拼命地扩张和放大，使躁动更躁动，使反叛更反叛，使刺激更激烈，使“一夜暴富”成为你身边的神话……
当下，“超女式”的成名路线图大概已经蔓延进了很多青少年的神经，“新概念”或许就是作文版的“超女快男”大赛吧。它与文学有关，或者无关，但是与成名和利益一定有着直接的关联。
这或许不是《萌芽》的初衷。但是当初他们把舞台弄得很喧闹，把获奖者的未来引向“金光大道”时，它俨然已经从反叛者变成了需要革新和打倒的“新贵”。“新概念”也许破除了僵化和空洞的应试八股文，但是如今铺天盖地的“新概念体”却纤弱，无病呻吟，投其所好地标新立异。
韩寒、郭敬明、张悦然等写手的涌现和走红，是“新概念”10年来最大的骄傲，也是最深刻的悲哀。
虽然他们每个人都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意义上的成功，但是他们的持续火暴，也使得市场价值与文学价值的背离达到了我们不能想像的夸张程度。
永远不要相信出版商那些“王婆卖瓜”似的语言，“什么韩寒就是当年的王朔，将来的人们会像崇拜王朔一样崇拜韩寒……”稍具文学常识的人，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。但是，当今社会的可悲却在于我们深陷商业的阴谋和蛊惑，宁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而去相信“皇帝穿着新装”。
话题也许扯远了。但是韩寒、郭敬明等近十年火暴不衰的神话，确实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和探寻的社会文化现象。
他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商业包装和市场支撑？他们又是如何深刻地契合了当代社会人群、特别是青少年人群的心理需求？文学的市场化必须走韩寒、郭敬明式的路线吗？究竟有没有文学价值与市场价值兼容的路径？……
“新概念”的10周年庆典据说搞得很轰动，但是繁华散尽后的“新概念”该如何打起精神朝前走呢？它还能担负起文学的重托吗？
如果我们被市场统治，被利益困扰，为声名所累的话，我们还能看到文学的美和真吗？